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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党章 做合格党员
2016-05-26 17:18  

“两学一做”是2016年针对党员干部开展的一次学习教育。习近平同志讲,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并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党员队伍的管理中去从严治党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布局中的一部分。2016年,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今年重点工作时指出,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有两个特点:第一,它不是针对关键少数,而是全体党员;第二,它不是集中教育,是经常性教育。

两学一做着重解决5个问题一是着力解决一些党员理想信念模糊动摇的问题。二是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党的意识淡化的问题。三是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宗旨观念淡薄的问题。四是着力解决一些党员精神不振的问题。五是着力解决一些党员道德行为不端的问题。

一、党章的基本功能与时代特色

(一)党章反映了组织运转的基本规律

党章反映了组织运转的基本规律,任何一个组织运转都需要一定的规律,党章同样如此。 

1.党章的政治功能

党章首先具有强大的政治功能,规定了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等。比如,我党的性质是“两个先锋队”,即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章》总纲P1第一句)。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党章》总纲P2)。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要求等。有同志问,习总书记一直强调政治纪律的基本要求,到底什么叫基本要求?党章写得非常清楚(《党章》总纲P17-20),一是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二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三是坚持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四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这“四个坚持”就是我们所说的基本要求,反映的都是政治纪律。 

2.党章的组织管理功能

政治纪律的基础体现在党章总纲里,反映的是政治功能和组织管理功能。比如讲实现组织的目标。所有的组织都有自己的独特定位:学校作为教育组织,教书育人是第一目标;企业的目标就是满足社会经济诉求,追求利润;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到底代表谁的利益?要实现什么目标?代表利益与实现目标这二者是融为一体的。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这叫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我们政治上的终极目标。 

现阶段,我国的发展目标是本世纪中叶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准。我们的经济总量在世界名列前茅,但是人均收入目前尚排在第80位左右。李克强总理讲,他出国跟人家说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家听了很不以为然,李总理说没错,我们人均收入就是第80位左右。所以,本世纪中叶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准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目标,就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邓小平同志当年定下的目标。还有不到5年的时间,那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不能实现?当前,我国经济处在下行阶段,对我们党来说压力非常大。在这个背景之下,学习党章就是为了实现我们政治上的目标。 

另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组织管理上需要有自己运作的一整套办法。作为政党,要有自己的规章。党章规定了党的组织框架,维系党组织的正常运转。我们的组织架构是什么?全国党代表大会,下面有中央委员会,并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下又有各个职能部门,各级都是如此。党章规定我们的最高权力机构,一个是党代会,另一个是委员会。常委会是由全委会选举产生的,只在全委会闭会期间代行全委会的职责。常委会向全委会责任,向全委会汇报工作。这是我们的权力架构。 

3.党章的调节功能

党章还有强大的调节功能。比如,调节党员的行为关系,包括个人和支部的关系;支部和总支部的关系;总支部和党委的关系;党委和党代会的关系,这些都是由党章来调节的。可以说,党章是党的全部行为规范的准则。从党章之下衍生出来的,还有《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所以说,我们党实际上是以党章为核心,形成了一系列制度框架。

党章分为两部分:首先是总纲部分,总纲部分反映了最高纲领和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其次是组织规则,组织规则包括1153条。“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求学党章党规,我们现在的党规有很多,这些党规又都体现了党章精神。党章中,既有实体性规定,又有条文性规定。比如,共产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党代会的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等,是实体性规定。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就是程序性规定。这些规定也有约束、引导的作用,纪律就属于约束性的,而共产党员的义务就属于对我们的引导。

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党内制度体系方面也有很大进步,特别是对党内文件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清理。新中国成立至2012年6月,出台的中央文件共有23000多件,其中,规范党组织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共1178件。经过清理,废止322件,宣布失效369件,二者共占58.7%,还有一些文件是需要修订后才能继续使用的。可以说,对党内法规进行废改立、清理、梳理还是很应该的。这也是在党章框架下对党的制度体系进行的一番梳理。 

在党内法规中,特别重要的有两个——《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这两个党内法规也是和我们直接相关的。例如,在《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既包含了社会底线(“清白做人,干净做事”,“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等),这些标准都不高,都是底线,是社会提倡的一种美德,即使是非党员也能做得到,所以共产党员更不能突破这个底线。同时,它也包含了对共产党员的特殊要求(“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奉献”等,这些要求短时间内很容易做到,但要坚持一辈子也却不容易。毛泽东就曾说过,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约束性规范,从政治纪律,到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群众纪律、生活纪律,共分为6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是属于引导性的,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则属于约束性的。因此,学党章与学《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紧密相连的。 

(二)两学一做是实现四个全面的需要

十八大以来,我们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战略布局。那么,学党章党规学讲话精神做合格党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发挥了政治领导和组织保障的作用。

比如,依法治国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具有法治思维与能力。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执行者,抑或是普通党员,如果没有法治的思维与能力,如果不带头守法,那么,依法治国也就很难真正实现。 

当然,还有一个执行力的问题。因为顶层设计是一个大方向,它的落实还依赖于各级组织和每一个人。那么,这种执行力来自于哪里?一般来讲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内在的动力,就是发自内心的认同,这是最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来自于外在的规范和约束。内在动力是政治理念、价值观;外在的规范则包括党规国法,以及自律和他律相结合。

(三)两学一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指出,三年来,我们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媒体把它叫做“宽松软”,现在叫做“严紧硬”。但是不管怎么概括,现在,在从严治党的问题上,“不敢腐”的作用发挥出来了,“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在反腐败方面,既要“打老虎”,又要“打苍蝇”,特别是“打老虎”的效果非常明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十八大,这63年中落马的省部级和中管干部是145名,而十八大以后到2015年年底则有140多名,如果把2016年前三个月的“打虎”数都算上,应该可以跟前63年持平,甚至还要多一点。经过这样的严厉打击,我们的政治生态中出现了一丝新的风气。人民论坛的调研分析显示,“吃喝风”得到有效治理。甚至有人说,过去禁止吃喝的文件非常多,但总是抓一抓,好一好;松一松,死灰复燃。上世纪80年代初,商业部部长在北京老字号饭庄丰泽园吃了一顿饭,花了120块钱。他个人就交了20元,剩下的100块钱没有交,结果被厨师一直告到了中央。最后,商业部部长不仅要赔100块钱,还得公开登报道歉。 

十八大以来,我们反腐败坚持的时间,跟以往相比是最长的,这关键在于中央领导的带头作用,这个问题确实得到了有效治理。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党公信力的恢复可能会更缓慢一些。但是,官场新秩序还具有不稳定性,官场新风也并非基于新秩序来构建,而是短期威慑和观望。另外,我们依然存在懒政、怠政的情况,甚至可以这样说:治理懒政、怠政要远远难于反腐败。 

另外,对于如何重构官场的政治生态,60%以上的人认为关键在于如何完善体制机制。对于形成新秩序,66.7%的人是有信心的。75%的人认为反腐败必须立法,必须制度化。通观这些数据,我认为大家对于政治生态的共识度还是非常高的。具体到个体党员身上,我认为,我们党员队伍中的绝大多数、我们的主流还是立得住的。如果主流都立不住,那么这8700万人基本就“散架”了。虽然很多党员在平时并不一定很先进,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在重大节点上,还是能挺身而出的,而且这种人占大多数。 

前两年海南刮台风,有两个包村的乡镇干部组织大家安全转移,但是有一个老太太死活不肯离开村子,这两个人听说以后,就返回去找老太太。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台风提前到来,这两个人一去不复返,人们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像这两个人一样的普通党员,你说他平时有缺点吗?可能有。有优点吗?肯定也有。可以说是缺点优点并存,也许有的时候群众对他们办事不太满意。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就能站出来,这就叫共产党员。这种人恐怕在党内还是居多的,毕竟极好的、极优秀的党员是少数,极差的党员也是少数,处在中间的、最多的就是这样有血有肉、有优点有缺点的人。 

当然,我们现在的党员队伍建设也面临着很多新问题。比如党员的社会身份非常复杂,有下岗失业的工人,有农民工,有企业老板,有体制内担任领导职务的人,也有体制内的一般工作人员,还有很多生活在体制外、依靠自己的能力在市场经济中谋生的人。 

这类复杂情况又带来了另外一个现象:党员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力都大大增强了。因此,用过去单一的方式进行党内思想建设恐怕难以为继。党员的政治诉求与其社会生存状态密切相关。我们要求大家服从组织纪律,这没问题。可是我们应该看到,存在决定意识,利益决定诉求,你让他完全摆脱他的社会生存状态来空谈政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在此背景下,党建难度加大了。一是党内能否有一个通畅的渠道让他表达诉求,而不是闹事。二是我们的思想工作要符合实际。解决党员问题还得跟社会大政策结合起来,单靠一个基层组织解决生存问题,基本不太可能。有些基层责任大、资源少。比如,非公企业和“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里有大量的白领甚至金领,可是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太们去给金领做工作,基本是做不通的,话语体系不一样。另外一种情况,受过高等教育的公务员到农村去做群众工作,遇到重大项目拆迁等事情,也存在不会群众语言的问题。这两种情况都有,一是针对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阶层党员,基层工作者的话语跟不上,从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都不一样。二是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到最最基层和社会底层的群众打交道,从话语体系甚至服装服饰都需要发生变化。不同行业有不同行业的要求,不同层级有不同层级的要求,但我们的带头人队伍现在没跟得上。 

另外,对基层干部的激励约束机制都不够健全。现在约束比较突出了,但激励确实不健全。还有,支部活动工会化。基层党建做得跟工会似的,好像除了春游、秋游、看电影,就找不到其他办法了。再有,党内生活娱乐化、庸俗化。也就是表扬与自我表扬。 

到底如何考核基层党建?有些形式不能没有,内容和形式是一对概念,所有的党建活动都需要有抓手、载体,形式就是载体。但是,考核的时候过于强调载体,也未必合适,因为容易导致形式化。比如,“台账式”管理本来是个好事,支部有什么活动随时记录下来,可如果有的村里都空壳了,年轻党员都走得差不多了,“三个党员五颗牙”,党员队伍严重老化,再记“台账”,基本不可能了。而且,过分强调记“台账”,还会导致假账。所以,党建的形式需要有,但关键在于中心工作,中心工作完成不好,党建形式做得再足,也未必优秀。 

二、以党章为框架加强党的建设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文件里明确讲,开展“两学一做”,基础在学。学什么? 

(一)学党章与学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结合起来

党章总纲部分集中体现了我们的政治目标。恩格斯虽然说过“一沓纲领不如一个行动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纲领不重要,因为外界毕竟是根据纲领来判断我们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所以,学习党章主要是解决政治方向问题、党的性质和宗旨问题。 

时代是在不断变化的,党章是对党的指导思想的发展的记载。比如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党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那么,现在发展情况如何?这就是中央讲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问题了。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首先就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然后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更具体的就是“一带一路”总规划、供给侧改革等等,这就叫一脉相承、与时俱进。 

另外,学党章和学习近平系列讲话要注意变和不变的关系。比如,党的性质、宗旨、组织原则是始终不变的。民主集中制从1927年写入党章,至今没变过;党的性质,原来说“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十六大增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这是一种发展;宗旨也从来没有变过。但是,指导思想本身是开放的、发展的。十八大以来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会不会写入党章,我不知道,但仍然需要学习。另外,具体条文都是与时俱进的。比如共产党员的义务、基本权利、基本责任都没变,但具体的内涵从来都是变的。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体现在哪儿?过去有一句大白话:土改时斗地主,大跃进时多挑土,改革开放初期带头致富。这是民间的说法,体现在党章里,党员需要学什么,也是不断在变化的。对领导干部的要求,现在有“敢于担当”,过去没这么说。所以,变和不变需要把握好这个度。 

(二)思想教育与制度相结合

第二个问题是着力解决理想信念淡漠、宗旨意识淡化等问题,说到底,这是思想教育和制度两者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需要多说,两者需要结合是有道理的。社会学认为,人的全部行为就取决于两条:一是价值,二是规范。价值指的是发自内心的价值追求。规范是外在的约束。作为党员,既是一个社会人,又是一个政治人。因为加入了政治组织,所以,第一个就是政治理念,政治理念是维系政党整体性的基础,直接影响到党是否团结。

大家看13个中共一大代表,他们的结局与各自的政治理念相关。陈公博、周佛海在一大之后不久就退党了,那个时候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连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没闹明白,很快就发现不是一回事,于是分道扬镳。张国焘个人野心膨胀,出逃了。还有四个人脱党了,这四个人的政治理念很有意思。李达脱党,因为他是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但他不是革命家。早期共产党组织,有的叫共产主义小组,有的叫共产主义研究会,他以为是去做学问的,没有想到还要干革命,就退党了。建国后他重新加入共产党,还当过武汉大学的校长,因为他确实有学问,毛泽东同志对他很尊重,他是一位学者。刘仁静、包惠僧脱党,因为从大革命后期开始,特别是大革命失败转入地下后,他们对中共到农村搞游击战争、武装斗争的做法很不满意,于是退党,中共也把他们除名了。这是政治理念发生了重大分歧。而李汉俊不同,他是在大革命后期和陈独秀个人意见不合,一气之下退党了,年轻人情绪化色彩比较浓,意气用事,后来他被国民党逮捕枪杀,牺牲得非常悲壮,建国后中共追认他为烈士。还有三个人牺牲了,他们是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王尽美英年早逝。他们都是为信仰献身的人,值得我们高度尊敬。 

建国前,我党地下战线、情报战线那些共产党员的潜伏事迹也是非常感人的,其中很多人出身于社会的上流阶层,受过良好的教育,不必加入中国共产党也照样生活得很好,他们就是为了让中国变得更好、为了一种信仰才参加革命,没有任何名利可谈,还要小心翼翼不能露马脚,所以这种人值得我们尊重。 

直到现在,政治理念也同样重要。我曾经问过厦门远华办案的同志,那么多人受牵连究竟是为什么?他说,仅就个案而言,原因与苏联解体有关。苏联1991年解体,厦门远华案发生在90年代,一部分人对党没有了信心,拉开架子想跑,可是钱从哪来呢?这部分人本就想下水,被人一拉,当然下水。但是,2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发展势头是全世界公认的、看好的,在这个背景之下,再对中共没信心的人确实很少。然而,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情况,一些人既不反党又不反社会主义,但最终还犯了错误。比如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就栽倒在一个问题上——过分追求权力,把权力当作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试图用金钱为自己铺平道路。但是很遗憾,不是什么事都能够用金钱摆平。另外一个是苏荣,他栽倒在一个字上——钱。他最后一次当选为江西省委书记的时候已经超龄了,还能干多久他也不知道,他的老婆就公开对江西商人说,我们家老苏快没有权了,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尽早说,这不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暗示吗?所以,这两个人最后殊途同归。这折射出道德观、价值观问题。 

共产党员也是人,要生存,当然也有自己的利益,但这个利益要强调合理性、正当性、合法性。每一个人都要具备一定的生存条件,但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不得以侵犯他人的利益作为获取自己利益的手段、途径。强调这条是必要的。说到底,对于一个人的行为,发自内心的追求是最可持续的动力。实际上,最可持续的追求就是一个人终极价值的问题。12岁的孩子都知道探讨“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到哪去”,到了我这个年龄,发现最终还是这些问题,犯了错误的高级干部同样还是困扰于这些问题。可以说,终极价值是人类最原始、最古老、最困惑又始终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因此,我们学习党章党规,学习政治理念,还得解决道德观、价值观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是做不到的。连代表一个社会主流的清白做人干净做事的最低要求都做不到,更遑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了。 

当年胡锦涛同志给郑培民的题词是“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我觉得这个话说得很好。做官先做人,这个标准不高,是一个底线。老百姓存在做人问题,我们党员也一样,首先存在一个在社会上做人的问题,然后是万事民为先。 

刚才也提到,一个人一辈子始终做好事不容易,需要外在的规范,这是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问题。由于国法和党规及其适用的范围和对象都不一样,所以,从对党员的要求出发,党规的层次比国法要高一些。举个例子,“见义勇为”要不要写入法律?这在当年引起法学家们的巨大争议,争论来争取去,最后决定不能写入法律。因为很多人做不到,特别是老人和小孩。他们很可能在遇到歹徒时没能制服歹徒反倒把命搭进去。因此,它不能写入法律,只可以作为一个道德要求来提倡。但是,大家可否注意到?“见义勇为”对特殊人员是有要求的。比如《公务员法》,它就要求国家公职人员必须见义勇为。而且,党章中也规定共产党员要勇于同坏人坏事、不良风气做斗争。因此,党章党规对国家公职人员、党员的要求要远远高于国法对普通公民的要求,这就是党规和国法的不同

党内的各种制度也不一样。有的是明文规定的制度,学术化的语言称为文本性规定,还有一些属于传统惯例。其中,传统惯例也分为光荣性和程序性。比如,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是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程序性的传统惯例有中性的,也有负面的。比如官本位。一方面,官本位有时候不搞不行。如果其他国家的总统来访,我们派乡镇干部来接待,那人家该有意见了。这是对人家的不尊重。另一方面,若把官本位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则会引起大家的强烈反感。因此,一些负面的惯例越少越好,而光荣的传统惯例需要大大地继承。

在制度治党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近年来,从省部级干部到乡镇干部都非常认同这一点。党内规章制度太多,执行起来效果未必好。因此,习总书记强调制度在精,在于务实管用的同时,还强调执行力的问题。可以说,执行力就是我们对制度发自内心的价值认同。

再一个,要强调领导干部自上而下的带头作用。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在治理吃喝之风的问题上,都是从中央领导开始自上而下带头执行的。没有这一条,治理吃喝之风很难维持到今天,而且以后还要继续坚持下去。

当然,制度也好、政策也罢,在实践中都出现了一个现象——制度政策的执行效力有时会层层递减。基层关于党风廉政建设有这么一句话:中央刮的是12级台风,到了基层就剩下1级了。这在管理学里称为涟漪效应,意思是在一个平静的池塘里扔了一颗石子,池塘中央的涟漪力度、浪花比较大,而越往边缘涟漪力度、浪花就越小,如果池塘太大而石子太小,边缘处就可能没有涟漪,甚至最外边的涟漪也有可能变形走样。这在经济学里称为边际效应,政策科学里称为政策效率衰减。这一问题确实影响了制度的执行力,如何解决? 

那么,在对制度价值认同、领导干部自上而下起到带头作用的基础上,还要注意制度的贯彻执行与基层社会治理结合在一起。举个例子,有好多人反映基层反腐败基本没有大动作,这和基层社会实际情况也有一定关系。有的地区到了乡镇一级,只有一个纪委书记,也没有助手;有的村里的共产党员只剩下一两个人,还因为年龄太大干不了什么事情。另外,有的发达地区的一个乡镇企业或村办企业就能吸收全国几十万、上百万的劳动力,当地干部的收入非常高。在这些地区,老百姓意见最大的就是村干部不公正的问题。比如,村干部的家属享受国家的各项补贴,而真正应该享受的人却享受不到。对此,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的会议上曾谈到,一位副部级官员的父亲在村里居然吃低保,“难道一个副部长级干部没钱供养自己的老子?”这虽然是极个别现象,可反映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在最基层,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公正、公开的问题,用公开保证公正。这些都跟乡村治理相联系,跟基层社会治理相挂钩。只有我们的专职纪检机构、党内监督、党务公开、政务公开与基层社会治理联系在一起,才能使党内监督的效果最大化,否则,无法解决涟漪效应。

(三)净化基层政治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治生态有一个说法叫“从政环境”。政治生态学以政治行为和环境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关于从政环境,习近平总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都举过共同的例子。如果池塘里有一条鱼死了,这是鱼的问题;如果池塘里一群鱼死了,可能就是水环境受到污染,水生态出了问题。那么,我们的从政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类似的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是环境的产物。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个点,而这个点在整个社会网络中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是,问题不全出在环境上,我们也是有一定责任的。马克思还有一个观点:“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意思是,我有可能被环境污染,但是我也可以改变环境,特别是对手中有权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苏荣自己就承认,他到江西以后带坏了当地的党风政风。这就是他改变了环境,只不过他是向着恶劣的方向去改变。另外,我们曾经成功地改造过社会环境。举个例子,建国初期的妓女改造运动彻底消灭了娼妓业,实现了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因为按照社会科学理论,判断一个事物是否消亡,要看它产生的条件是什么。西方学者关于娼妓现象的论证结果表明,娼妓现象是基于家庭和一夫一妻制而产生。按照西方学者的结论,如果取消一夫一妻制,娼妓现象才有可能被消灭。可在50年代,新中国成功实施了妓女改造运动。这就是按照我们主流价值观改造社会的典型事例。可见,作为一个组织,是可以创造条件改变环境的。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对自己周边的环境发挥一点积极作用,尽管我们不为官,手中没有权,但在环境中不能完全被动。 

另外,十八大以来,基层政治生态已有所改进,但仍需高度关注。2015年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忻州座谈会上谈到,在2014年山西省信访量中,举报县处级以下干部的信访量占全部信访量的63.5%,越级反映县处级以下干部的问题37027件次,比重高达69.6%。基层干部、党员直接接触社会群众,而社会群众也是通过他们来判断党的好坏。 

如何解决基层的种种问题?一方面要加大反腐力度,另一方面还要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政治纪律强调的是与党的大政方针保持一致,然后才有各种组织纪律,如讲政治、讲原则、讲规矩等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然,纪律是一种约束,它带来的首先是一种威慑,之后内化为党员的心理底线,但是仅靠约束还带不来积极、生动的政治生活。毛泽东主席曾提出,要造就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另外,不能把纪律和民主截然对待。 

列宁就讲过什么叫纪律,他说:“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明确的看法。” 

党章把列宁的思想分为两个过程,并对其进行发展。第一个过程就是在大政方针没有做出来之前,我们任何人都可以讨论党的政策。这在党章第一章第四条,党员的权利中有所体现。第二个过程是在党的决策做出来之后,党章明确规定,如果对上面的决议有不同意见,各部门、各地方的党组织可以向中央提出建议,但不得擅自作出决定和对外发表主张。我认为第二个过程更为重要。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上级组织的决定。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定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可以请求改变;如果上级组织坚持原决定,下级组织必须执行,并不得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但有权向再上一级组织报告。总体来讲,不得对外公开发表与党中央决议不一样的内容。 

党章中组织原则的核心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最主要的功能是调节党内关系,也就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党代表大会,党代表大会服从中央。在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作用的是常委会。这些关系都是靠党章来调节的。 

另外,党内不同意见需要有一个平等讨论的氛围,如果党内不同意见不能够平等讨论,那么,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邓小平同志重申、现在的领导人也强调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就不可能出现。因此,我们缺乏一个对不同意见的保护制度。 

党内政治生活公开透明。一些基层党组织出现了村干部办事不公正的现象,暴露出来的是制度、政务不公开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痛斥党内存在的“圈子文化”现象,提出“七个有之”: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这“七个有之”指的都是党内生活中一个个的小圈子,这些圈子都是暗箱操作。而打破这些圈子唯一的方法就是政治生活公开透明。因此,净化政治生态核心就是民主集中制在党内如何实行的问题,它关系到党员的权利,如参与权、监督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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